远引若至什么意思（远引旁搜观黄白，半生痴绝梦徽州）

 

丰子恺漫画《高柜台》。王振忠供图

自1996年起，我先后出版过《斜晖脉脉水悠悠》《日出而作》和《山里山外》三部随笔文集。其中的第二部，主要文章源自1998年以后在《读书》月刊上开设的“日出而作”专栏，再加上同时期发表于《万象》《寻根》等杂志上的学术随笔。

此次结集的小书，取名为“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”。诚如副标题“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”所示，其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：一是有关明清时代江南社会的文化现象，二是对域外世界的状摹与追寻。

徽州地处黄山白岳之间，“黄山白岳”也就代指皖南的徽州，这是我最近三十多年长期关注的区域之一。在书中，我首先勾勒出晚明人文地理书写的复兴轨迹，并聚焦于皖浙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，追寻历史劫难之流传，发掘年湮代远的相关记忆，聆听黄山钟鸣的世纪回响，关注波流披靡之中的苦乐异景，剖析“徽州朝奉”在江南诸多传奇之递嬗演化，感叹晚近庚子洪灾中的风雨沧桑……

一

整整30年前，谭其骧先生就在《复旦学报》上撰文，呼吁应加强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。他指出，中国人“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，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《禹贡》，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和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末所载的‘域分’‘风俗’中，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、生活情况，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，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”。不过，汉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忽视了人文地理的记述，有关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东鳞西爪，这种情况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。对此，谭先生特别指出，在明代，丘浚的《大学衍义补》、章潢的《图书编》、谢肇淛的《五杂组》以及王士性的《广志绎》，都是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论著。在他的倡议下，上述诸书都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，有的还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论著。

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，《松窗梦语》中最为系统、最具价值的是《商贾纪》。在我看来，《商贾纪》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措辞皆是在刻意模仿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事实上，在明代，《货殖列传》受到不少人的追捧，一些徽商甚至是将《货殖列传》当成必读的教科书，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从商经验。在写法上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较为系统地概述了“山西”“山东”“江南”和“龙门碣石以北”各区域的经济特点及其相互联系，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区域间差异的历史渊源和环境因素。而《商贾纪》也注重区域的划分、区域特征和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与研究，将经济与文化、风俗诸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。另外，张瀚（1510年—1593年）的《松窗梦语》作于1593年（明万历二十一年），王士性（1546年—1598年）的《广志绎》自序于万历丁酉，即1597年（万历二十五年），而谢肇淛（1567年—1624年）的《五杂组》则出版于1616年（万历四十四年）。无论是作者之生活时代还是著作的成书年代，皆以张瀚的《松窗梦语》为时最早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《商贾纪》对人文地理现象的系统描述，标志着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相关传统在明代的全面复兴。

二

在明清经济史和人文地理研究方面，徽商及徽州风俗历来是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张瀚在《商贾纪》就指出：“商贾之子甘其食，美其服，饰骑连辔，织陆鳞川，飞尘降天，赭汗如雨。懁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，以献谀而效奔走，燕姬、赵女品丝竹，揳筝琴，长袂利屣，争妍而取容……自安、太至宣、徽，其民多仰机利，舍本逐末，唱棹转毂，以游帝王之所都，而握其奇赢，休、歙尤夥，故贾人几遍天下。良贾近市利数倍，次倍之，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。”休宁和歙县是徽州府最为重要的两个县，也是商业发展最早的两个县。万历《歙志》的编纂者谢陛，就曾仔细研读过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他将歙县的现实与之相对照，在方志中单列《货殖传》一篇，详细分析了两者的不同。其中的不少资料，后为顾炎武和黄宾虹等人所沿用。

从明代中叶以来，在江南的盐业、木材、典当、布业等行当的经营中，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。在当时，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。及至清代，更高至千万以上，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。这些徽商，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，他们与六朝时代的“胡人”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族商人也颇相类似。所以，江南民间传说中以“徽州朝奉”取代先前的“胡人”及回族商人，显然亦顺理成章。

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，徽商俨然成了执牛耳的盟主。而在万历前后，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，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，他们认为这是“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”，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茅厕。不过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，在江南各地频繁“识宝”和大规模“取宝”的过程。除了文人雅玩之外，自明代中叶以还，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（特别是下层民众）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。这是因为：在“无徽不成镇”的江南，民间素有“无徽不成典”或“无典不徽”的说法，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，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，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。狭义的徽州朝奉，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。在江南，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此处又素有“典当是穷人的后门”的说法。当地人进出典当铺，认为是“上娘舅家”。如在上海，人们昵称大当铺为“大娘舅”，小当铺为“小娘舅”，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“外甥”。这些，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，为不少人须臾不可或缺。而在传统时代，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，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，总要进出典当铺，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。久而久之，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，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，进而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——这就是“松民之财，多被徽商搬去”之类传言出现的原因，也是“徽州朝奉来取宝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。

三

在明代，歙、休因其富名在外，故二县的赋役负担即使在徽州也是首屈一指。

在传统时代，吏役是行政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角色。举凡赋税催征、拘拿疑犯，皆需吏役。正因为吏役的重要，在许多场合，吏役窟穴其间，上下其手。他们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。特别是这些吏役下乡，往往剥肤吸髓，破人身家，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。“堂上一点朱，民间千滴血”，反映的就是无比残酷的事实。

有鉴于此，在明清时代，不少有识之士，纷纷殚思竭虑地采取各种措施，力图限制吏役的职权。在清代，县级行政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，如征收钱粮中的自封投柜，以及滚单、纸皂之例。所谓自封投柜，是指清初为了严防不法官员滥用职权，随意多征或重复收税而采取的措施。此后，各州县经征各项钱粮，均设立一银柜，加钤司、府印信，民户交纳之银钱，皆自行投入柜中，吏役人等皆不得假手其间。此外，纸皂、木皂催科亦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。在徽州文书中，目前发现有不只一件的“纸皂”：

这张印刷品右上长框中写着“纸皂代差”，左边下部画着一个头戴暖帽的清代差役，右手举着“专催欠户”之牌，左手则提着一长串绳索或镣铐，其上有“不用酒饭，专催玩户，如再抗延，签拿究比”的字样。如此形象，意思是对当事的欠户先礼后兵。“不用酒饭”，当然是相较于真实差役下乡而言。右边纸皂上的正文，则密密麻麻地写着官府的催缴通知。此“纸皂代差”文书，上面写有真实的姓名，并钤有官印，应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实物。

清代官府执法中的“纸皂代差”，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，它希望小事由乡族调处，大者才用“纸皂代差”，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扰民，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礼后兵的一种警告。从其初衷来看，这是一种便民措施，也通常被视为为官一方的德政。不过，一方面，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，涉嫌违法者可谓五花八门，其中，循规蹈矩的“良民”固然不少，但钻山打洞之“刁民”想来亦不乏其人。因此，无论是“纸皂代差”还是“木皂代隶”，其实际效果仍然不理想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差役总在想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。根据理想设计，以纸皂自拘，两造至，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直，而不假手于吏役。不过，原告与被告常常视如水火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势必会引发争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役，撕衣毁票，将事情闹大，以激怒官府，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收拾。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，创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。看来，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虽然看似完美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却颇为复杂。

四

频繁的商业活动与社会流动，使得徽州形成了大批契约文书。

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。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，大约半个世纪以后，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。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，这些原始资料多达5万件以上，目前除了国内之外，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。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，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。抗战结束后，著名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。而在1956—1958年间，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，徽州文书在皖南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。20世纪80年代以还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，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，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100万件（册）。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，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。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“敦煌学”和“徽学”相互接续，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。目前所知，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，大概非许承尧莫属。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，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，成了徽州亮丽的名片，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。

在《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》一文中，笔者指出：对于徽州文书的认识，目前在历史学界，仍有一些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徽州文书不过只是一些土地契约，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通过市场买卖辗转而来，缺乏系统性的脉络，从而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。其实，此一臆断，完全是不了解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之收集、整理和研究的现状，他们的错觉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而事实上，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，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、内容丰富、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。虽然说在最近数十年，各地的民间文书层出迭现，但可以断言，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质量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。就像黄忠鑫在歙县廿五都飞地找到的那批文献一样，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，有相当多皆有着很好的系统性脉络。而且，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——与其他区域不同，丰富的传世文献，使得徽州有着极好的“史料环境”，任何一种文书的新发现，往往很快就能在整体史料环境中寻找到相应的坐标，从而发挥其独特的研究价值。因此，与其凭恃臆见，对现有的文书史料多所责难，还不如面对客观现实，清楚地了解作为历史学者的擅长与局限。在我看来，通过实地考察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，于传疑传信之间发现富有价值的历史线索，真正读懂手头的民间历史文献，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。

五

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，“山限水隔”，地理上颇为闭塞。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，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之转输，人群互动、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。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，高墙深屋虽然幽暗，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，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，“四水归堂”中精心呵护的盆栽，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，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……

在明清时代，无数徽人志欲经商，远谋财利，他们自新安江东下，风帆快利，几经辗转进入长江三角洲。从那里开始，逐渐汇入浩瀚的东海，驰骋于东亚世界。而30多年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，也是以“徽学”为起点，逐渐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。

迄今所见，反映长崎贸易最为重要的文献，是徽商汪鹏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作于长崎唐馆的《袖海编》，不仅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通史——翁广平《吾妻镜补》所频繁征引，而且还先后被收入《昭代丛书》和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。及至19世纪中叶，该书又被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，为此，茨韦特科夫著有俄文译本《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》。此外，1941年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亦将《袖海编》一书翻译成日文，并附有日文简介及注释，在东京出版。这些不同的文本，若影与月俱、香随风送，于长天远水之间遥遥相映，成了海内外了解18世纪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经典之作。

16世纪以还，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。除了徽墨商品输入日本之外，江户时代还有中日制墨技术的频繁互动，这是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墨商松井元泰，从其父亲一辈开始，就认真钻研中国的制墨方法。元文四年（公元1739年，清乾隆四年），经过官方的特许，松井元泰曾亲自前往当时的“锁国之窗”——长崎，会见了从事中日贸易的数名清朝商人，对中国墨详加探究。他还通过前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，与在苏州一带经商的曹素功以及詹姓婺源墨商有过交流。宽保二年（公元1742年，清乾隆七年），松井元泰刊行了《古梅园墨谱》，此一墨谱，显然是模仿明代的《方氏墨谱》和《程氏墨苑》等，其中，就特别记录了徽墨的图式。透过《古梅园墨谱》等域外文献，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，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1997年，作为复旦大学派遣的校际交流学者，我首度赴日本访问。其间，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，找到了一份《唐土门簿》抄件，收入江户时代（1603年—1867年）幕府官员宫崎成身的《视听草》中。宫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，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。此书是宫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，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。《唐土门簿》之前的一份资料，题作“兰妇（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，刊本）”，“兰妇”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，“文政十二年”相当于清道光九年（公元1829年）。在江户时代，日本推行闭关政策，长崎是唯一“锁国之窗”，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，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，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——据此推测，《唐土门簿》应是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携带的一份人名簿册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。从《唐土门簿》中填写的人名、地名和店名来看，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、布店、银匠店、毡店、麻袋店、糖栈、药行、当店、钱庄和置器店等。由此可见，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，以经营布匹、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，这些，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。

1997年，我刚到日本后不久，所在大学就组织前往冲绳观光，那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——昔日琉球国的风俗民情，以及与福建沿海的密切关系，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日本的将近一年间，除了冲绳之外，我还曾孤身一人前往山水佳胜的长崎旅行，独自漫步于长崎的街衢巷陌。其时，虽然身处异国他乡，却时时生发出似曾相识之感。与冲绳类似，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“锁国之窗”，长崎在不少方面也与中国交往频仍，尤其是与福建沿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。“海水连琼浦，遥瞻日出乡”，本书中的《长天远水琼浦月》等文，皆立足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本位，从远处眺望历史上中日之间的频繁交往。

例如，关于江户时代长崎唐馆内中国人的生活，最为生动的汉文描述首推《琼浦佳话》《译家必备》等唐通事教科书，而颇为直观的图像则莫过于各类唐馆图。目前，关于长崎唐馆图已出版有两种资料集：一是2003年出版的《长崎唐馆图集成》，二是2005年出版的《唐馆图兰馆图绘卷》。

中古时代，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隋，递交的国书中自称“日出处天子”——这是7世纪初日本面对西邻强国刻意表现出的自尊姿态。而今，借助江户时代的这些唐馆图，则让我们遥望历史，而有了许多清晰的发现。

近世东亚形势波云诡谲，倘若结合中日相关史料，可以看到——福州的土神信仰，随着东渡的僧侣和海商水手，被放在了东亚贸易、东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去演绎……中国人，确切地说是从事东西洋贸易的福州人，与早年的长崎诹访神社之信仰有着不解之缘。此一例，集中凸显了东亚海域的跨国贸易、移民网络、民间信仰、文明冲突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，同时亦隐含着民间文化交流中极为丰富的诸多内涵。

近数十年来，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，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。此后，文化史，特别是“眼光向下”的社会史、历史人类学之发展，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。而区域社会史的方法，亦为域外汉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。随着域外文献的大批刊布，在东亚视域中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，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“日本人”“中国人”或“朝鲜人”，而是还原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，政治史、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望转向社会史的研究。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研究，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，使得相关研究得以更为深入。在此背景下，各类图像，域外汉文文集、笔记，以及语言课本等，遂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。翻阅这些资料，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，令人时常有邂逅佳景、胸襟畅豁之感——长崎唐馆图、唐通事相关史料以及长崎浮世绘等，为中国区域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平添了诸多线索，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
在我看来，历史上的繁华废兴若山情水态，遥望千山竞秀，静听百鸟争鸣。吾辈远引旁搜，质疑求是，既需近观细思，又要遥瞻远眺。既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瞻顾中外，还应当溯流寻源，聚焦于水云深处的黄山白岳，较近距离地细致考察江南的那一域旷野沃壤。（王振忠）

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